陈耀庭:法国的道教研究

陈耀庭

     法国的汉学和道教研究的起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最初抵达中国的西洋人,是1514年的葡萄牙的传教士。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以西班牙语出版了《汉大王国记》,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文物和语言知识。该书于1588年以法文出版,在欧洲广泛流传。从此,欧洲开始了汉学研究。从17世纪后半叶起,欧美汉学的研究主导权一直操在法国的汉学家手里。法国的汉学研究是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的。从1552至1773年,有42名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在向耶稣会提供的情报中,谈到了道教种种,对道教持全盘否定态度。传教士刘应(1656─1737)在《中国哲学家们的宗教史》中说到“中国共有三种道士。第一种不结婚,仅仅从事炼丹术,他们认为使用仙丹就会长生不老。第二种也结婚。第三种是那些到各家各户做祈祷活动的人。第一种是一批如同欧洲常见的以蔷薇十字会之名而著称的宗教狂。第二种与普通人没有区别。第三种都是一些善耍花招的人,足可与街头艺人相匹敌”。刘应认为佛道两教是“两种恶毒之源分成了无数恶臭的小溪,它们以一种比大禹从前把中国从中解放出来的那种有害的洪水更大的水灾淹没了这一辽阔的帝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他的《哲学词典》中就有“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其中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叙利亚语教授德金(Josephde Guignes,1721─1800)在他的《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他鞑靼诸国通史》(中译简称《匈奴通史》)中,使用了“道士”的专称,并且称中国唐代“老子是中国的一神格”。一般认为,法国的汉学研究的奠基人是沙畹(Chavannes,?─1919)。沙畹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在北京的法国驻中国公使馆任职。1893年返国后,曾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1910年,沙畹的论文《中国的社神》发表,被公认为欧洲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祭祀仪式的文献。他的《投龙简》论文则是第一篇有关道教仪式研究的论文。因此,沙畹被视作法国汉学研究的开拓者,道教学术研究的开山祖师。

     马伯乐的道教研究:沙畹的弟子中有伯希和(Pelliot,1878─1945),以掠走中国大批敦煌经卷而名闻于世。有葛兰言(Granet,1884─1941),以《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中国的宗教》等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研究著称于世。另一个弟子就是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法国侵占越南以后,在河内设立了研究东亚的机构,称为法国远东学院。大约在1911年前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搜罗到了两部并不完整明版《道藏》,促进了法国的道教研究。马伯乐出身于史学世家,1904年时,就著有埃及财政史的论著。自1911年起任法国远东学院(河内)的教授,并在远东地区度过了整整十五个年头。192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的教授,连续二十余年负责其师沙畹创立的“中国语言文学讲座”。1944年,马伯乐任法兰西学院文学部会长。由于其子参加反法西斯组织,被捕入集中营。在1945年战争胜利前夕,病死于集中营内。马伯乐的汉学研究,视野宽阔,著作很多。特别是对于汉末以后的中国道教史上的问题,马伯乐几乎都有毫不回避的回答,其中最著名的是1937年的讲演《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1940年的讲演《中国六朝时期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古道教及其养生术》等。马伯乐的遗稿,后来经由他的弟子和同事戴密微(Demieville,1894─1979)整理,以《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三卷本)为名出版。其中的第二卷以《道教》为题,收集整理了马伯乐生前的演讲稿以及在战争期间写作的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戴密微在此书的“序”中称,“本卷收有关于公元初数世纪的道教的未刊稿三篇。这个时期差不多就是道教后来的基本构成形式形成的决定性时期。亨利·马伯乐是第一个企图对这一时期的道教历史和道教文献作学术探讨的人,几乎至今仍然是唯一通晓这门学问的人”。1971年,第二卷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单独重新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著作”,“西方权威著作”。

     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认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象”,指出“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马伯乐将六朝的道教视作道教发展历史上的焦点,并把六朝和六朝以前的道教称为“古道教”。认为唐代以后直到现代的道教处在一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其理由是,道士紧缩在道观之中,逐渐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另外是民间的道士变成了单纯的科仪崇拜。马伯乐将唐代以后的道教,即吸收了各种方术、仪式成分的道教,称为“民众道教”或者“近代民间宗教”,并以此与古道教相区别。马伯乐对于古道教的研究,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马伯乐认为古道教是一个以《大洞真经》为传统的道教集团,与另一个以《灵宝经》为传统的集团相对立。古道教是“引导信仰者以追求长生和不死为目标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而为了长生,古道教就包含著一整套的养形和养性的道术,并且要信仰者积善行德,从有意识的集中精神到无意识地与道冥合为一。这样就达到了入道的高度神秘主义的境界。正因为如此,马伯乐认为,老庄的道家思想与道教是没有区别的。尽管老庄与六朝道教时隔久远,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们有著连续性。马伯乐的另一名弟子康德谟在单行本《道教和中国宗教》一书的“序言”中说,“马伯乐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对于道教,这样一种难于理解的宗教,给予了理解,提出了问题,并且向著这个方向开拓了道路”。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将马伯乐的法文原著翻译成了日文,并且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的人”。这些评价应该说都是并不过分的。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至今仍保持著强大的影响力。

     马伯乐的学生之一戴密微,谦虚敦厚,博学多才,主要从事佛教研究。马伯乐的道教研究主要是由他的另二名学生所继承。康德谟(又译卡顿马克,Maxime Kaltenmark)在1949年至1953年间曾在中国北京的中法研究中心工作,广泛接触中国文化和民俗。1953年在北京出版了法文的《列仙传译注》。《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称该书是“现存最早的道教徒传记的翻译,在其长注中还包括许多神话知识”。1957年就任巴黎的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担任“中国宗教讲座”,主讲中国道教思想史。1965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本《老子和道教》,并在以后被翻译成为英文和德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其为“关于道家哲学和道教的较好的一般性概论”。此外,康德谟还著有《灵宝五符经》、《太平经的思想》等。

      马伯乐的另一位学生石泰安(又译斯坦安,Rolf-A. Stein)教授也曾在中国和越南从事研究工作。1951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担任“远东和中亚诸宗教的比较研究讲座”,研究道教以及西藏,其主要著作《公元二世纪道教的政治动态》,在印度和越南文化的背景上研究中国黄巾之乱和五斗米道徒等问题,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方法和视野。1966年以后,石泰安和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合作创立了“中国宗教史资料中心”,使法国高等研究院的宗教学部成为欧美最重要的道教和藏传佛教研究机构之一。

      施舟人的道教研究:施舟人(又译施博尔,KristoferM.Schipper,1934─)是康德谟和石泰安的弟子。施舟人,原籍荷兰,1953年到法国学习,自1958年起专事道教研究。1962年,以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员身份,到台湾作关于道教的田野调查工作。施舟人以台南著名正一派道士曾赐、陈聬和陈荣盛为师,研究台湾南部灵宝清微宗科仪、制度,历时七年。1970年回法国时,搜罗了许多台南世家道士祖传的科仪秘典以及民间流传的戏曲唱本。1970年起,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1973年,创立道教研究及资料中心。1975年曾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的秘书长,并且主持了国际规模的《道藏索引和提要》的编制工作。参加这一系统审核《道藏》中各种经籍的作者、流派、年代和内容以及编制索引工作的专家有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的汉学家。1979年,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施舟人主持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自1981年起,施舟人多次访问中国大陆,一次次调查研究大陆道教的历史和现状。1989年,施舟人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就因研究工作繁忙而离任。大约在九十年代初,又应邀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奔忙于荷兰和法国之间。施舟人对道教研究的贡献有四个方面:

      一是编制了道教研究的工具书。例如:《黄庭经索引》、《抱朴子内篇索引》、《抱朴子外篇索引》、《云笈七签索引》、《道藏通检》等。其中《道藏通检》是一字检索型的工具书。任何人只要记住经名中一个字,就可以查找全名和《道藏》所在卷册。该工具书经台湾配编于新版《正统道藏》一起发行,流传广泛。1996年,上海书店出版了由施舟人原编、陈耀庭改编的《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作为新版三家本《道藏》的工具书。国际学术界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施舟人编制的大量工具书问世,才促进了七八十年代国际范围出现了道教研究的高潮。

      二是关于道教仪式的研究。施舟人重视道教仪式的内容、形式和历史演进的诸多方面。1975年施舟人以大英博物馆藏《金箓分灯卷帘科仪全集》为底本,以台南道士曾赐家藏本、陈聬家藏本、湖街道士王龙飞家藏本和《道藏》本相对照,汇校整理了一份《金箓分灯卷帘科仪》的较为完整的经本。在著作中,施舟人还注重当代道士举行该仪式的实态,以1967年3月6日台湾苏厝的乡村金箓祈安禳灾醮为例,详细描述了分灯科仪的坛场设置、神位安排、行仪道士的分工职务几职责、行仪程序以及演唱的曲谱等等。此外,施舟人还发表了《道教的古典的和地方的仪式》、《“步虚”研究》、《关于中国之替身仪礼》等。

      三是关于道教史和道教实体的研究。施舟人的第一部道教研究著作是1965年出版的《〈汉武帝内传〉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汉武帝内传研究》是「对于道教徒传记小说的翻译以及对茅山派宗教仪式背景的研究」。其后,施舟人的道教史研究大多与道教仪式史有关。例如:《对于都功职务功能的几点考察》、《关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道士的法位》、《唐代的道教仪礼和地方崇拜》、《赵宜真和道教清微派》等。

      四是对于道教综合研究。1982年,施舟人在巴黎出版了《道教之体》,1993年,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翻译本。《道教之体》是一本综合研究道教的著作。施舟人在英文本〈序言〉中称,“道教仍然生存著,虽然它面对许多不利的处境。它部分地残存在中国人每天的生活之中,然而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轮廓。为了考察它们,我们必须深入说明道教各个组成部分,那些涉及到物化的体,还有有关社会的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养生的技术和长生之道,而且应该注意到道教的礼拜仪式、神话和神秘的道教法术。所有这些方面,有时让我们看来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它们在道教之中却是紧密相连的”。这本著作还认为“普通人的社会、地区和地方的文化、寺庙和社会网络系统。中国的这一方面──反映著民众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像宣传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愚昧和迷信的人群”。普通人的社会深深扎根于他们信仰和崇拜仪式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是强大而旺盛的,足以使道教在经受最严厉的迫害之下仍能生存下来。民众的道教仍保持着它的宗教名山、它的节庆日子和它的祭祀坛场。首先它的掌管文献宝库,即《道藏》,是最重要的例子。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民众的宗教是中国的官方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平衡物”。施舟人的《道教之体》,充分反映了当代法国道教研究家们的胸怀、视野和新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施舟人的这本著作不仅有文献研究的成果,更有许多调查研究的材料,体现了用结构观点观察社会和道教的方法,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增添了注意道教实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丰富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法国的道教研究的传统。施舟人在《道教之体》的第一章总论中,认为道教是不能以西方习惯对宗教的看法加以观察的,“它是中国民众宗教的最高的表现,它拥有丰富而博大的文献,其数量超过一千种,并且蕴涵著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所有方面”。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福井文雅曾经评价施舟人“不仅是法国,也是欧洲站在世界道教研究第一线上的人物”。

      罗比萘和塞德尔的道教研究:伊莎贝拉·罗比萘(又名贺贝来,Isabelle Robinet),从学于康德谟,现为法国普鲁旺斯大学的教授,专攻道教思想,特别是道教上清派的历史、思想和道术。1977年法国汉学研究所出版了她的《七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等对《道德经》的评注。她认为,严遵的注“属于‘哲学的”道家学说”,但由于同佛教学说的对抗而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她又认为“由于河上公的缘故,《道德经》成了既是一本讲统治术的教科书,又是一本讲长生不老的方法的教科书。因此,河上公的评注摆脱了庄子、淮南子、韩非子或严遵等把《道德经》看作是掩盖政治上的考虑那种本体论,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王弼对《道德经》所作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王弼的注是“代表称之为第三世纪玄学的新道学派的看法”。从七十年代起,罗比萘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道教上清派的论著。1979年出版的《道士的存想》,在1993年在美国纽约由加拿大的包士廉教授和吉拉德特教授翻译出版了英文本,书名改为《道士的存想──茅山的上清传统》。有评论说:“《道士的存想》,是过去十年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宗教的最重要的书的一种”,它“对于上清传统的奥妙的和神秘的技术的广泛考察”,“完整而准确地描述了独一无二的想象的宇宙论,躯体的象征体系,星宿旅行,内丹,存想术以及茅山或上清运动的仪式实践──它构成了全部道教的最重要的基础传统之一”。她的著作《道教历史上的上清派的革命》出版于1984年。该著作对茅山上清派历史、人物和经典作了详尽的研究,罗比萘因此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的称号。在英文本《道士的存想》中,附有罗比萘专门为该书写的〈后记〉。〈后记〉称:“上清经典在道教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这一派被视作在道教宗派的等级制度中处在第四个最高的教义位置。从第六至第十世纪中,上清派在道教徒中发挥过有统治地位的影响”。“上清宗教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有表演风采的和悟彻事物的宗教。它不是一种承诺、等待和末世学的宗教。正是在这一点上,上清派能够清楚地与其他的道教派别区别开来”。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于罗比萘的研究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她对于茅山上清派的研究,著力最多,并且有许多开拓的看法,这也是举世公认的。

      安娜·塞德尔(又名石秀娜,Anna Seidel,1938─1991),出生于柏林,幼年时一直生活在慕尼黑。1961年在慕尼黑大学毕业后,就到巴黎追随康德谟和石泰安学习道教。1969年以《汉代道教中的老子的神的地位》获得博士学位。该书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是“关于民间道教的初步研究”。塞德尔自七十年代起就作为法国远东学院的成员,长期留居日本京都,编辑出版《法宝义林》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学报:《亚细亚研究纪要》。她的研究除了佛教以外,主要是中国的道家和道教。例如:《早期道教救世主的完美形象:老子和李弘》、《张三丰:明代的不朽道士》、《后汉的老子和道教》、《彼世的许可证──后汉墓券中所见的冥界观》等等。1990年塞德尔发表的《1950年至1990年,西方的道教研究纪事》(中译又作《西方道教研究史》),被公认为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权威综述。在这篇综述中,塞德尔引用和分析研究了大约四十年中208名专家的561件论文和专著。其中除了少量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作者以外,少量海外华裔作者和日本作者以外,绝大多数是欧美各国的道教研究专家的作品。唯一遗憾的是缺乏前苏联和现俄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篇综述中,安娜·塞德尔还对西方道教研究作了七点“展望”,其中提到了道教学科建设中的某些缺门,某些薄弱环节以及某些课题有待展开等等。这些展望是高瞻远瞩的,因此,塞德尔的这篇综述在西方被认为是“令人敬畏的、鼓舞人心的和纪念碑式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安娜·塞德尔虽然一生研究道教,但是,她生前一直没有到产生道教的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走走看看,因此在分析中国现状时就失之偏颇了。例如她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大学的道教学者,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其原因如果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他们长期的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他们不重视自己传统的文人文化,学术水平的低下,徘徊在儒家的对民众宗教的蔑视,再结合毛主义的反对‘封建迷信”的灌输,高等教育系统的不普及,灾难性的图书馆状况,智力混乱,缺乏足够的宗教研究的术语以及出版任何有分量的论述道教的东西的政治风险──所有这些和其他的因素已使中国学者几乎不可能做什么关于道教的有意义的工作”。对于这样一大段引文,我们“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我们能够给予的评价,只能是“不是偏见,就是无知”。安娜·塞德尔略带遗憾地说到:“西方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能够教育中国人关于中国自己文化的某些东西的这种状况,可能会冒昧地出现”,这样一种语气,已经没有本世纪五十年代前我们的祖辈遇到过的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们的趾高气扬,不过留在遗憾之后的仍是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在安娜·塞德尔的眼里,中国的“学者”至今仍是戴著瓜皮小帽,为著科举升官而读书的“儒生”,或者是举著文明棍仰洋人鼻息的“奴才”,因此,还等待着西方的道教研究家们来教我们读道经、讲神仙故事,乃至于“三跪九叩”。安娜·塞德尔是热爱中国文化的,但是她的热爱只是“清楚观察和同情监视”,也就是鉴赏家对于古董的猎奇感情,耍鸟的人和金丝雀的玩赏感情。在这里,安娜·塞德尔同样跳不出西方学者鄙视现实的东方人的陈旧观念。1991年,安娜·塞德尔在美国逝世,没有来得及到中国大陆来实地调查,这实在是法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也让中国学术界和道教界深知她的人一直感到遗憾。

      劳格文和其他中青年学者的道教研究:劳格文(又译拉格威,John Lagerway,)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中年学者。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在获得东亚语言和文化博士学位,到法国从学于施舟人。1977年以后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现经常作为该院常驻香港的代表。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台湾和大陆。1981年,劳格文发表了论著《无上秘要──六世纪道教全书》,其中包括有解题、全书目录的复原、各卷各品的翻译以及《无上秘要》引文和现存《道藏》原经文的对照。因此,他编写的《无上秘要引书索引》对于汉魏六朝道教的研究有重要的使用价值。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仪轨和音乐的国际讨论会”上,劳格文发表了论文《台湾北部的法场》,论述了台湾北部红头道士举行的驱邪法事。1987年,在埃利亚德主编的《宗教百科全书》中,劳格文还曾执笔编写了“道教”总条下的“道教的宗教共同体”、“道教的司祭”、“道教的祭祀”等条目。

      1987年,美国的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劳格文的专著《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这是第一本用英文为学者和普通读者写的关于道教仪式的综合导论,也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道教仪式的专著。全书分为“道教仪式的源流”、“基本的道教仪式”以及“仪式的道教和中国社会”等三个部分,提出了三个中心问题,即:什么是道教仪式?它在运用中国人的宇宙论中做了些什么?仪式和思想这两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做了些什么?劳格文认为道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象征和行为系统,仪式就是以行为和音乐对这一系统的表示,因此其中反映著中国人的宇宙论、命理学、生死观等等,并且同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民俗等具有密切关系。第二部分“基本的道教仪礼”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以地方庙祭祀为特徵的醮礼和以家庭为单位的为亡灵所作的功德。劳格文大概是第一个用英文记述道教丰富多彩的仪式名目、科仪经文、道场设施以及有关的榜文、关文等文书乃至于科仪的经诀的西方学者。劳格文在“结论”中认为,“道教是一个复合的象征结构系统,它以经典和偶像为基础,在仪式和音乐中得到表现,并且一代又一代地得以继承”。由于这一论著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道教仪式的丰富内容,学风严谨,颇有新意,因此,可以认为,法国的道教研究在新一代研究专家手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除了劳格文以外,法国正在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中,还有弗朗西斯科·维雷伦(又名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现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1989年曾发表过关于杜光庭的研究专著。在1996年的北京的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张道陵与陵井之传说》,从地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道教初创时期的史事,颇有新意。克里斯汀·莫莉媛(又名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曾从学于施舟人,现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事法国受藏的敦煌文书的编目和整理的研究工作。1990年曾出版专著《五世纪的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穆瑞明认为,中国原来并没有像西方宗教中的启示录思想的存在。但是道教的《洞渊神咒经》中却有这类观念,即:清除邪恶,末日的来临不可避免;在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时,世界上一切都将毁灭;世界的结束,就是最后的拯救;对于虔诚的信徒的集体拯救,实现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救世主终将来临。穆瑞明的思想分析方法是结构的思想方法,并且明显地是站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上作道教经典思想的研究。正如穆瑞明在〈绪论〉中说到的,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道教,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还有一些更加年轻的学者,例如:伊莎贝拉·洪(又名洪怡莎,Isbella Hong),专门研究道教神仙吕洞宾。华澜专门从事邵雍和道教哲学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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