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城别有思仙梦———张雨诗歌的道教文化内涵

詹石窗

    〔摘要〕 张雨在道教中颇得口碑,而且受到士大夫的赞赏。其诗歌反映了张雨儒道兼修的思想。张雨诗扬孝道隐之于神异之中。他留心古迹,寄托了一心向道的意志。张雨诗歌艺术具有文化传统的厚实感,亦浸透着诗人雅好仙居的隐士情感。

    〔关键词〕 张雨诗歌;道教文化内涵;艺术旨趣

    在元代的道士之中,张雨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物。故而,他受到关注是自然的。以往许多学者已经在一些著作中对张雨的著述思想等问题做了探讨,并且对他在道教史上的地位进行一定的评估。不过,就其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依然研究较少。本文拟就这个方面略作稽考和探究。

    一、张雨生平与诗名

    张雨(1277-1348),又名天雨,字伯雨,法名嗣真,别号贞居,自号句曲外史。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刘伯温撰《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称: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状元擢第于宋,传四世至逢源,仕宋为奉议郎,通判漳州,逢源生有孙,有孙生雨”〔1〕。由此可知,张雨本出身书香世家。刘伯温又说:“雨性狷介,常眇视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与人俯仰,遂挺身戴黄冠为道士”。张雨先是礼茅山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之弟子周大静为师,后来又到杭州开元宫师事玄教道士王寿衍。这就说明张雨实际上也属于玄教支派。皇庆二年(1313),张雨随王寿衍入京,居崇真万寿宫。姚绶《句曲外史小传》谓张雨素有诗名。他与京中士大夫及文人学士交往甚多,如当时的杨载、袁桷、虞集、赵雍均与之交游深厚。他多才多艺,工诗善画。撰有《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岩玄会灵》二卷、《寻山志》十五卷诸书,不存。今尚存的张雨著述有:《句曲张外史诗集》六卷,入《宋元四十三家集》中;《贞居先生诗集》七卷、《补遗》二卷、《附录》二卷,见于《武林往哲遗书》;《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五卷,入《四部丛刊·集部》;《玄品录》五卷,入《正统道藏》。《句曲外史集》三卷、《补遗》三卷、《张伯雨集外诗》一卷,《附录》一卷,并见于《元人十种诗》及《四库全书》两丛书内。又考顾嗣立编《元诗选》第二十册收有张雨《句曲外史集》一卷,当为节选本。

    张雨不仅在道教中颇得口碑,而且也受到士大夫的赞赏。郑元佑《题张伯雨留别卷》云:“句曲外史儒仙师,开口论事剑差差。诗律精严夺天巧,字画峭重含春姿。一朝飘然上京邑,赤墀不拜惟长揖。名称籍籍诸公间,落纸云烟粲星日。”这首题诗反映了张雨儒道兼修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张雨在诗歌以及绘画方面的杰出成就。张雨为何能在诗歌等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陈应符曾经从地域环境的熏陶方面作了探讨。他说:“外史先生蕴句吴清淑之气,妖天台括苍吐纳之腴,税驾兹山,充养益粹。故其诗辞自得情逸,调谐挥洒,所至神闲势应。”又曰:“今观其适意之作,则犹太虚冲融,风日流洒,幽兰在谷,一笑自媚。及其感时慨世,抚怀亢论,则虽秋月高寒,白露惨下,深林如昼,孤鹤常唳,未能尽喻也。”〔2〕陈应符这些评价表明张雨在诗坛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关于张雨的诗歌风格及影响问题,徐达左也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评介:“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钱塘来句曲,负逸才英气,以诗著名,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也。”又称:“贞居以豪迈之气,超然自得,独唱于丘壑之间,而清声雅调,闻诸馆阁之上。”这些话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张雨的诗歌造诣。

    二、化用传说:张雨诗歌对高士的咏叹

    张雨号“外史”可谓名副其实。读他的诗歌,我们不时被回荡在字里行间那种史家“独唱”的惠风逸韵扣动心弦。翻开《句曲外史集》卷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组《东汉高士咏》五言绝句,凡十四首。在这组诗作中,可以说每一首里都蕴含着一个或几个历史故事、传说故事。如咏“镏翊”:子相足周旋(一作也),破此家产丰。阴功谁为书?得来华阳中〔3〕。子相又作“子翔”。《茅山志》卷十三云:“右理中监,准职如司马,有刘翊,字子翔者居之。《汉书》作字子相。翊本颖川人,少好道德,常能周施,而并以为惠。恤死救穷,非一人矣。举上计掾,拜郎中,迁陈留太守。遇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阴德神鬼,太上将嘉子之用情矣,使我来携汝以长生之道。翊叩头自搏,乞愿伺给。因将入桐柏山中,授以隐地八术、服五星之华法,得度名东华,受职洞中也。”〔4〕按《茅山志》所谓《汉书》系《后汉书》。该书卷一一一《刘翊传》曰:“刘翊,字子相,颖川颍阴人也。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而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承。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临郡辟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皓之子也)乃为起焉。拂以其择时而仕,甚敬任之。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拂召翊问曰:‘程氏贵盛,在帝左右,不听则恐见怨;与之则夺民利,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泽不以封。盖为民也。(《礼记》曰:名山大泽不以封。)明府听之则被佞幸之名矣。若以此获祸,贵子申甫则自以不孤也。”拂从翊言,遂不与之。乃举翊为孝廉。不就,后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5〕此处,《后汉书》作者把“黄巾军”骂为“贼”,这是站在官方史学家的立场上说话,显然是一种偏见,但文中所言刘翊的事迹却颇值得注意。他救人于危急之际,济贫于困乏之时。从道教的立场上看,这就是积“阴功”的举动。正因为刘翊有“阴功”,所以上清派封他“右理中监”的神职。对于这种广积阴功的品德,张雨是很赞赏的,他写诗咏刘翊,意在向社会宣传行善积德的重要意义。

     张雨赞咏后汉之“高士”各有其侧重点。如果我们读一下关于“苏子训”的一首将会有另一番感受:欲追苏先生,白云迷其方。驴鞭不可执(一作“振”),寿与铜狄长〔6〕。

    苏子训又名苏耽,是道教中很有影响的一位神仙人物。许多传记类书都有他的事迹之记载。《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一称:“苏耽,桂阳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触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双鹤飞于庭,白光贯户牖。及生数岁,寡言语,不为儿戏。(按,文中有小字夹注,省略)少以至孝著称。年已十四,母方食荤。曰:‘吾偶思资兴泷,患逮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为戏言见悦尔。食未竟,耽来,于前曰:‘此资兴泷也。”母曰:‘汝最为谨厚资兴泷去,此二百余里,汝不一时往还何诈也?”耽曰:‘市时见舅儿(按,“儿”字疑衍。)来,言致意母:不数日,亦来谒母矣。”……不数日,舅至,具言市中见耽。母亦大神其事。”〔7〕此段记载颇有神秘之意味,但亦有所本。考《后汉书·苏子训传》,其略云:“苏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儿,故失手堕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葬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8〕此等记载或许出于传闻,但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苏子训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神异人物。从各种记载以及传闻来看,苏子训颇恪守孝道。张雨咏苏子训的诗当有借之以扬孝道的意图。不过,应该说他的这种意图并不是直接显露的,而是隐之于神异之中。从意象上看,这种“神异”主要体现于“驴鞭”的引入。按《后汉书》的记载,由于苏子训的名气,士大夫都争着与之交往。据说有一次,苏子训与诸生一起到许下,路过荣阳,在主人家休息,大家看见子训所骑坐的驴子突然死亡,并且很快僵硬生虫。主人非常吃惊。子训却满不在乎,等到吃完饭,子训用手杖轻轻叩击,驴子应声奋起,步行如初。当他们继续行进的时候,引来上千人观看追逐。张雨诗中所谓“驴鞭”即隐含着这些异事。这些异事之所以产生,从修道者的立场来看,就是因为他潜心修行孝道,因孝而致灵。由此不难看出,张雨这位道门“外史”以《后汉书》等等古史资料来歌咏苏子训侧重在借助灵异以行孝道。

    三、留心古迹:张雨诗歌的史家逸韵

    张雨诗歌的史家逸韵不仅蕴含于人物的咏唱之中,而且回荡于文物古迹的幽吟内。张雨对于道门的文物古迹相当留心,尤其是上清派聚居地茅山,那些楼台亭榭更是他所关注的对象。他爱惜这些文物古迹,并且将这种爱心化成警辟的诗歌语言。他在《玄洲倡和》小序中说:“茅山玄洲精舍,左右真仙古迹曰菌山、罗姑洞、霞架海鹤台、桐华源、玄洲精舍、紫轩、火浣坛、隐居松、玉像龛。至治二年壬戌岁,道吴兴溪上,与松雪学士倡和十绝,以记其处,仍书刻石山中。”他之所以选择这些古迹作为唱和的对象,是因为它们都以自己的存在述说着道门的历史。如《罗姑洞》:

    九疑得道女,受事易迁家。诗赠金条脱,人逢萼绿华〔9〕。

    考《茅山志》卷六谓“罗姑洞在金菌山西”,又称罗姑者即“九疑山女仙人罗郁也”。据此,则罗姑洞当是因罗姑于此修炼而得名;罗姑指的就是罗郁,本属九疑山女仙。按史志所载,九疑山在湖南省宁远县,可知罗郁当初修于宁远。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四的记载,罗女就是萼绿华,又叫愕绿华。是书称:愕绿华仙自云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晋穆帝升平三年,降羊权家,一月中辄六过来,赠权诗一篇,末句云:‘所期岂朝华,岁暮于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条脱各一,云‘君慎勿轻泻言。访问此人,云是九疑山得道女罗郁也。与权尸解药,今在湘东山,此女已九百岁也”。张雨所谓“诗赠金条脱”之典即出于此。至于“受事易迁家”乃指萼绿华被上清派尊为易迁宫仙人之事。《茅山志》卷十四《仙曹署篇》称:“易迁官舍真台,皆宫名也。易迁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协辰夫人者九宫之真女也。太上往遣来教此辈法,皆以保命授书。”《茅山志》没有具体说明萼绿华在易迁宫中如何“受事”,但可以想见她在上清派系中已颇受景仰,故为道门史家所津津乐道。张雨因见罗姑洞而想起萼绿华仙人之传说,赠诗、送金玉条脱的细节既传达着凡人与女仙往来的情爱,又体现了诗人谙熟史迹的素养。

    张雨很长一段时间隐居于茅山。元统元年(1333)冬天,他在菌山构筑一隐居之所,落成之际,即赋诗以纪念,自谓以十首小诗供“华阳隐居(指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资一捧腹”。在这十首七言绝句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其“外史”独有的史家逸响。如第一首:

    崇元馆主在齐梁,乃有元之吴郡张。相往八百四十载,我居(一作皈)鹤台如故乡〔10〕。

    崇元馆为齐梁间茅山一大道观。考《茅山志》卷一五《采真游篇》有“崇元馆主吴郡张玄宗”的记载。同篇尚称:“崇元馆主:嘉兴张元之建武中敕为馆主,又于菌山涧上筑台以居。时有白鹤来止,遂名鹤台。”历史上以“建武”为年号的有七个,分别是汉光武帝、晋惠帝、晋元帝、后赵石虎、西燕慕容忠、南朝齐明帝、元颢帝。根据诗中所言“在齐梁”一语判断,张元之任馆主当在齐明帝在位的建武(494-497)中。复考《茅山志》,见卷二十录有张绎立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文》(简称“九锡碑”)。标题下有一段小字说明,略云:“梁普通三年(522)岁在壬寅五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三洞弟子领道士正吴郡张绎立。”这里的“张绎”当是张元之。联系前文来看,建武任职在齐,普通立碑在梁,故张雨谓“崇元馆主在齐梁”。从建武元年到元统元年头尾加起来刚好是840年,这就是张雨诗第三句“相往八百四十载”的根据。张雨隐居之所也在菌山,旧有鹤台,他住在此处,备感亲切,故云“如故乡”。

   张雨这首吟咏“崇元馆”的诗作既然以张绎的“九锡碑”为典,这在深层次上也就蕴含着他对“三茅真君”的崇尚之情,因“九锡碑”即是为纪念三茅真君而立的。三茅真君即指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相传茅氏三兄弟乃陕西咸阳人。三兄弟茅盈为长,称大茅君,字叔申;茅固为仲,称中茅君,字季伟;茅衷为季,称小茅君,字思和。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前145)大茅君诞生,年十八弃家学道。先入恒山六年,后又师事西城王君十七年,又三年与王君同至龟山受王母经法。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大茅君来江苏省句曲山(即茅山)修道,凡四十三年,直到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乃受锡上升;两个弟弟均因茅盈而得道。茅山道史文献谓太上老君敕封茅盈为“司命真君”,茅固为“定录真君”,茅衷为“保生真君”。兄弟三人成为茅山派的祖师。对于司命真君,张绎在“九锡碑”中颇多赞颂。他于碑末的铭文写道:“厥诞茅裔,孤贞独秀。邈尔霞际,

  • 画梦交错:张雨诗歌的艺术旨趣

    作为一个道士画家,张雨由于绘画实践,培养了一种独到的观察能力。而诗人的灵感和史家的知识积累相交织,使他的诗作在浪漫的想像中具有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厚实感。他写过不少题图诗,如《奚官洗马图》、《明皇按乐图》、《烂柯图》、《林泉高士图》、《隐居图》、《修竹仕女图》、《良常草堂图》等等。读这些题图诗,那种栩栩如生的画面即刻扑面而来。像《寄题陈生华山图》二首:

        西祀曾寻箭天,云台石室故依然。

        雪驴嗅地鞭不起,一笑太平三百年。

        华岳秋高不受寒,虎头粉墨意萧闲。

        赤城别有思仙梦,长在明星玉女间〔12〕。

    尽管我们并没有看到“华山图”的真本,但张雨的题诗却把我们带到了那高耸入云的西岳。通过诗人那凝聚着丰富想象力的神笔,我们不仅领略到华山的挺拔,而且也能感受到华山特有的道门古迹之遗存。当然,作为一个熟谙绘画技巧的道士艺术家,张雨并非就画面的各个局部作细致的描述,而是着重抓住事物的特征。

     雅克·马利坦在论及中国艺术时说:“中国好沉思的画家与事物融为一体,他非但没有被事物汹涌的激流所冲走,反倒抓住了事物自身内在的精神。他引入事物,指出它们精神上的含义,而对那许许多多感觉厌烦的血肉般的形式和色彩、丰富的细节或装饰不予考虑;他力求使事物本身在他的布帛或画纸上留下比它们自身更深刻的印象,同时还要揭示出它们与人的心灵的密切联系;他领略到它们内在的美,引导观看者去认识它。这样,……中国艺术家忙于捕捉事物。”〔13〕雅克这番论述虽然是就绘画而言的,但实际上也符合中国古代许多诗人的创作状况。张雨既然兼有诗人与画家的两种专长,他的作品具备雅克所说的特点便不言而喻。应该说,张雨是善于“捕捉”事物的;不过,这种“捕捉”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所选择的。

    同时,他又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来为华山“画像”。题“华山图”的两首诗,一开始就以“箭锋”来形容华山的挺拔险峻。这是符合华山形貌的。攀登过华山的人都知道,它的险峻是举世闻名的。华山的主体由东、南、西、北、中五峰组成。在地形上呈柱状体高耸云天。远眺华山,五峰对峙,四面如削,浑然一体,奇峰突出,直插云霄,犹如一把利剑刺破青天,又如待发的箭。张雨首先抓住了华山的总体形貌,略加“点化”,遂使华山跃然纸上。接着,诗人由远而近,写到华山脚下的云台观。据《西岳华山志》等书所载,云台观建于北周时期,相传北周武帝慕云台峰上的道士焦旷“辟谷”神术,特于山麓辟地五百亩,营建道观,赐名“云台”。观中有修炼的石室。这就是张雨“云台石室故依然”一句的由来。据载,宋初,著名道教学者陈抟来居云台观。

    他出入常骑着一匹白驴。陈抟升化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在山脚塑造陈抟骑驴像。因驴头朝地,驴身稳健岿然,故张雨有“雪驴嗅地鞭不起”之叹。又据《太化希夷志》所载,陈抟隐居华山,但暗里却也关注世事。有一回,陈抟在长安遇到宋太祖与赵普,大笑着从驴上滚下来。他这一笑,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所以张雨说“一笑太平三百年”。稽考一下有关志书,我们不难发现,张雨题“华山图”几乎是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典故。这就是张雨诗歌在思想艺术上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厚实感”的表现。

    然而,我们说张雨诗歌艺术具有文化传统的厚实感,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写实”。实际上,他在从图画中获得某种灵感之后便受到这种“灵感”的驱动,从而其主体的情绪便随着他的巧笔流露出来。他从画中的华山而想到现实中的华山,从现实中华山的隐居景观而进入充满幻想的仙人世界。一句“赤城别有思仙梦”把读者忽然引向如梦如幻的洞天乐园。而“常在明星玉女间”则又使人不能不想起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仙女与凡人幽会的传闻故事。在这里,题图诗的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雅好仙居的隐士情感。作者的“诗心”催动了“思仙梦”。在梦魂的牵引下,这种“诗心”终于结下果实。雅克·马利坦说:“诗人不能凭自己的本质来认识自己。因为人仅从他对事物世界的认识的反映中感觉到自己。如果他不以这个世界来充实自己,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诗人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自己的:事物在他心中产生反响,并在他唯一醒悟的时刻和他一道从沉睡中涌现出来。换言之,诗的第一要求是诗人对他自己主观性的隐约认识。这一要求与另一要求———对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客观事实的把握———不可分割的。诗人这种对客观实在的把握,不是通过概念和概念化的认识,而是通过一种隐约的认识。而这种隐约的认识,就是我称之为通过情感契合而达到的认识。”〔14〕诗人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实验心理学的论证,也需要社会实践活动证据的支持;但就创作与主体情感的关系而言,雅克这番论述无疑是深刻的。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从客观世界中的种种事物找到自身个性的映象。从这种意义上看,张雨题图诗也可以当作他自己心灵的映照。题图诗中的种种意象成为他心灵情感的符码。

〔参考文献〕

〔1〕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89.

〔2〕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92.

〔3〕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53.

〔4〕道藏第5册〔Z〕.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 1988. 611.

〔5〕二十五史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9. 277.

〔6〕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54.

〔7〕道藏第5册〔Z〕. 168-169.

〔8〕二十五史第2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9. 281-282

〔9〕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55.

〔10〕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56.

〔11〕茅山志卷二○〔A〕.道藏第5册〔C〕. 632.

〔12〕张雨.句曲外史集〔A〕.四库全书1216〔C〕.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1986. 357.

〔13〕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26.

〔14〕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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